中国最好的美食KOL

今年是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,我们想好好和大家聊聊这位可爱的老人。
 
在很多人眼里,汪曾祺是把咸鸭蛋写到极致的作家,是最早的美食KOL,文章大多关乎吃吃喝喝,是一个清新的生活家。
 
但其实,只读汪曾祺的文字,你可能想象不到他的一生,历经过多少起起落落。
 
整整一百年过去了,我们今天的生活好像突然跃迁到了一条魔幻的轨道上。
 
在这个时间点读汪曾祺,似乎对当下的困顿有一种恰到好处的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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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
1920年3月,汪曾祺出生在京杭运河边的小城高邮。
 
汪家是高邮的大户人家,经办三家铺面,祖辈皆为士绅,不愁生活。汪曾祺之所以能成为汪曾祺,和从小宽松家庭氛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。
爷爷汪嘉勋是前清的秀才,爱教汪曾祺读论语——小汪天份很高,“要是在前朝,转身也是个秀才。”
爸爸汪菊生是个书画全才。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,汪曾祺说:
“父亲是我一生里见过最聪明的人:写字、画画、拉琴、篆刻,他什么都会,还是江苏省的省运动会撑杆跳冠军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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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也爱画画,说自己水平不比父亲
十几岁的时候,汪曾祺就和爸爸一起喝酒;他练唱戏,爸爸帮他伴奏;他学抽烟,爸爸给他递火。那是近百年前的中国,汪家已然是这种亦父亦友、“没大没小”的现代家风。
后来汪曾祺写了一本杂文集追忆自己的父亲,名字叫《多年父子成兄弟》。
从父亲那,汪曾祺承袭到了一种保持好奇心,并在平淡的生活里寻求乐趣的能力。如同他在《邂逅》里写到的:
“活在世上,你好像随时都在期待着,期待着有什么值得看一看的事。”
当然我相信,汪曾祺更期待的,是有什么值得吃一吃的东西。
 
家乡高邮一直是汪曾祺的素材宝库。《端午的鸭蛋》,中学时候每个人都读过,第一次读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,脉络更像是想到哪写到哪——
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:生活本身是散散慢慢的,文章也该是散散慢慢的。
 
但你的注意力就是会被他牢牢抓着走,这就是标志性的「汪曾祺风格」。“筷子头一扎下去,吱——红油就冒出来了。” ……你的口水也流下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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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人问汪曾祺怎么成为一个作家,汪曾祺说:“我东瞧瞧,西看看,不知怎的就成了作家。” 
 
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,文章里常常见到生动的细节:比如他写家乡的「昂嗤鱼」,会写到“它腮边的蒜瓣肉有大拇指那么大”;
写春天的蒌蒿,能记起它有一种“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”;
 
汪曾祺喜欢喜欢高邮湖边的水荡。 “我的小说常以水为背景,是非常自然的事,记忆中的人和事多带有点泱泱的水汽。”
但很多人都不知道,汪曾祺19岁就离开了高邮,他写过那么多关于高邮的文字,其实都是对回忆的重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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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到他重返故里,再次站在家乡的水荡旁边,已经过去42个年头了。
02
19岁的汪曾祺,高中还没念完,就以第一志愿考进了刚刚成立的西南联大,读中国文学。他从老家高邮出发,跋山涉水,经上海、香港、越南来到昆明,成为了沈从文的学生。
后来人们说汪曾祺是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,大抵是因为,他在家庭教育中打下了不错的旧学底子,又接受过当时中国能提供的最顶级的现代教育。
 
旧文人身上的情趣,和新学者的智识,在汪曾祺身上完成了一体两面的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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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时的汪曾祺
 
汪曾祺是沈从文最得意的学生之一,沈对汪的夸赞也从来不吝啬:“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,很有几个好的。有个汪曾祺,将来必有大成就。”
汪曾祺的写作风格定型于联大时期。回忆起当年的写作课,汪曾祺坦白:沈先生关于习作讲过的话,我只记得一点了——
当时他写了一篇小说给沈从文批阅,文中有两个人物的大量对白,“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,有诗意,有哲理”。
沈从文跟他讲:你这不是人物对话,是两个聪明的脑壳在打架。
“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,要尽量写得朴素。不要哲理,不要诗意。这样才真实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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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和沈从文
 
沈从文的教导,汪曾祺受用很深。后来他写过很多文章怀念在昆明的时光,也多是些平凡朴素的事。
 
自然,也大都与吃相关——甚至连日军飞机来轰炸,同学们“跑警报”这样紧张的情节,也有一半的篇幅在追忆“跑去哪里可以遇到卖丁丁糖的小贩”、“跑去哪里可以捡到松子吃……那个时候牙口可真好啊!”
汪曾祺是一个用嘴巴认识世界的人,而云南菜与淮扬菜又是那样不同,昆明的食物给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:
身为一个江苏人,汪曾祺在昆明学会了吃辣,而且吃法还很粗犷——和同学一起把辣椒烤熟,然后蘸盐水下酒;
他还爱上了吃菌子,几十年后也念念不忘。他在《诸菌》里面写:
“有朋友到昆明开会,我告诉他到昆明一定要吃吃菌子。他住在一旧交家里,把所有的菌子都吃了。回北京见到我,说:真是好!”
汪曾祺说牛肝菌“入口滑细,极鲜!”;说鸡枞菌“正似当年的肥母鸡,菌中之王”;说干巴菌是“人间至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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鸡枞菌
 
在汪曾祺之前,还没有人把云南的食物拔在中华饮食谱系的高位。不过他却有勇气讲:“汽锅鸡是中国吃鸡方法第一!”
 
他爱吃宣威火腿,特别是金钱片腿:“小腿至肘棒的那一部分,切开作圆形,当中是精肉,周围是肥肉,带着一圈薄皮。”
他爱吃“东月楼”的「锅贴乌鱼」:“乃以乌鱼两片(乌鱼必活杀,鱼片须旋批),中夹兼肥带瘦的火腿一片,在平底铛上,以文火烙成,不加任何别的作料。鲜嫩香美,不可名状。”
连昆明街头一碗寻常的炒蛋,也有奇妙的滋味:“一颠翻面,两颠出锅,动锅不动铲。趁热上桌,鲜亮喷香,逗人食欲。”
在昆明上了四年大学,汪曾祺的日子过得舒心散漫,东吃西逛,学业似乎不是很精湛。后来有传言说,汪曾祺由于体育挂科,结果没能从联大毕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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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(中)和联大同学们
其实当年联大毕业的条件之一,是要给边境的美军做一段时间翻译。然而去军队之前的例行体检,被汪曾祺直接逃掉了。
后来他回忆说,当时外语水平欠佳,恐难胜任这份工作。
反正,没拿到文凭是真的。
大学之后,汪曾祺继续待在昆明,在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。在这段时间,他认识了一位女同事:之前的校友,后来的妻子施松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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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人的结婚照
 
两人在昆明恋爱,度过了三年浪漫的时光。当时昆明的一支部队兵变,跑出来几匹战马,还有一匹白马被他们牵来,养作了宠物。
03
1946年,汪曾祺决定离开昆明,去上海谋求更好的发展。
愿景很美好,他本想着等自己在沪上有一番天地后,就把施松卿接来成家。
结果由于没有毕业证书,汪曾祺在上海找工作的过程中四处碰壁,落得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尴尬处境。
他终日抑郁,甚至想到自杀,给老师沈从文写信倾诉自己的遭遇,沈从文回信说:
“你还有一杆笔,你怕什么。”
在后来的文章中,汪曾祺时常提到老师的这句话。似乎成了汪曾祺后半生的定心丸,此后他经历过远比这可怕的苦难,心态往往是淡然的。
在沈从文的介绍下,汪曾祺总算又在上海找到一份中学老师的工作。但薪水也不高,只能勉强糊口。
 
总得来说,他在上海过的并不快活,也只呆了两年。后来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叫《迟开的玫瑰或胡闹》,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——
前半句:
“吃肉,尤其是肘子,冰糖肘子、红焖肘子、东坡肘子、锅烧肘子、四川菜的豆瓣肘子”。
五种做法里,三种都是上海常见的口味,汪曾祺文章里浓油赤酱不多的。
后半句:
“是肘子就行。”
04
比汪曾祺更快迎来转机的,是未婚妻施松卿。48年她在北京得到一份北大助教的工作,汪曾祺便离开上海,北上来京与她汇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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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与施松卿
 
又是在沈从文的引荐下,汪曾祺到北京文联旗下的「说说唱唱」杂志社做编辑。
到北京后的工作还蛮辛苦。他的儿子汪朗回忆说:“老头忙,没特别多时间写东西,早上起来就沏一壶茶在桌子前坐着,构思好了就写两笔,一天就写俩小时。”
所以汪曾祺的文章,多是短小精悍的杂文。他一生不碰长篇,工作需要他写剧本,也是按照平时写散文那种“又温又平”的思路来。
54年的时候,汪曾祺把「范进中举」改写成了京剧。老舍读了这个本子,说不行,没冲突,难成戏。
其实在这个平淡的剧本下,汪曾祺夹带了一些私货。京剧名家奚啸伯读懂了汪曾祺的心思,接了这出戏,把它给演成了北京京剧汇演的一等奖。
 
为什么写《范进中举》?按现在的话来说,汪曾祺大概遭遇了中年危机。
当时汪曾祺家在北京的居住条件不太好,几口人挤在一间特别小的屋子里,曾经的“阔少”成了一名北漂,想有一间书房都是奢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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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曾祺一家
 
不过北京毕竟是北京,尽管还没混出什么名堂,汪曾祺还是想把他远在老家、“多年父子成兄弟”的老爸接来北京看看。
 
“总是在那个小地方呆着没意思,让他来也见见世面”。
可当时的社会环境要讲究“阶级出身”,由于成分原因,汪父没能来成,他一直特别遗憾。
也许是在范进的身上看到了很多自己的影子。汪曾祺很郁闷,就喝酒,总是喝大。有一次大半夜喝到醉醺醺回到家里,施松卿气得冲他大喊:汪曾祺,我要和你离婚!
然而如果论“苦闷的剂量”,和后来相比,当时好像也不算什么。在那样一个高压的环境里,汪曾祺这样的身世背景,被整是迟早的事。
 
 
05
1958年,他被打成右派,下放到河北张家口的农场进行劳动改造。
外人都很难想象,一位会被人尊称为“士大夫”的知识分子,心里要咽下怎样的苦难,才能挺过这样一场浩劫。
 
不过,对于那段特殊的时光,汪曾祺本人好像又没有太多抱怨。他把当时的经历写成了文章,取名为《随遇而安》。
不管在什么样的生活里,汪曾祺总能找到一些独到的快乐……比如他发现张家口的口蘑很好吃,而且这里离内蒙近,羊也不错。
后来由于会画画,还接到了一个研究马铃薯品种的任务,他每天带着纸笔去田里,给不同品种的土豆采风——
“画完一种薯块,我就把它放进牛粪火里烤烤,然后吃掉。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,大概不多!”
他吃到过一种土豆,“味极甜脆,可以当水果生吃”;“还有一种「紫土豆」,外皮乌紫,薯肉黄如蒸栗,味道也像蒸栗,入口更为细腻。”
 
 
06
等到1968年,文革进行到一半,汪曾祺突然又“被当时一位大人物赏识”,给调回北京,塞进了样板戏团。
可对他来说,这又是另一种折磨的开始。
那是一个表达更不自由的年代,每天要“带着镣铐跳舞”,那些年,汪曾祺写了好些样板戏。
 
然而即便是样板戏,汪曾祺的文学风格还是很清丽。
一条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冷知识:《沙家浜》的剧本,是汪曾祺写的。想来恐怕除他之外,也再没有谁能写出“人一走,茶就凉”这样的句子。
这时的汪曾祺,已经在生活中习得了一种强大的韧性。后来他还在《生活,是很好玩的》里写到:
我们有过各种创伤,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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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7
如今汪曾祺被人熟知的身份,是“最会写食物的作家”。但其实当年他真正的爆红,是由于80年代发表的一篇小说《受戒》。
讲的是一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。
那个特殊的年代刚刚结束,高压的政治生态对语言的影响却没有立刻退去:见诸报端的文字,需要是宏大叙事的;落在纸面上的汉语,总得歌颂和弘扬些什么。
而汪曾祺还是那个坚持“说人话”的人—— “世间万物,宣传太过,即是真的了不起,也很难使人满足。”
他的文章“能不说的话就不说”,所以文字干练纯粹;他笃信:“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,一听就记住。语言的唯一标准,是准确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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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受戒》没有任何劲爆的情节,甚至有一点点忧伤。它讲的就是平凡人生活中的平凡事,汪曾祺说:
“我就是要把它写得健康,写得美”。
08
汪曾祺的后半生都生活在北京,看他晚年采访的录像,已然能听出些许北京口音。
然而关于这座城市的吃食,汪曾祺的言语中总见些许揶揄:
他说北京的鸭蛋“蛋白像石灰,蛋黄居然是黄的”,这倒是好理解,毕竟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他乡的鸭蛋,我实在瞧不上”。
他偏爱油嫩的菠菜,而“北京人竟爱吃长成小树一样的菠菜,真不可解。”
不过北京有哪些好东西,汪曾祺心里是很有数的。
比如北京特色的「心里美萝卜」:“萝卜都是一个一个挑选过的,用手指头一弹,当当的;一刀切下去,咔嚓嚓的响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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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北京的小酒铺过去卖煮栗子。栗子用刀切破小口,加水,入花椒大料煮透,是极好的下酒物。”
岁数再大一点,他还欣喜地写到:“北京人在口味上开放了!北京人过去就知道吃大白菜。由此可见,大白菜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!”
晚年间走遍南北后,汪曾祺把他觉得有趣的食物见闻汇杂成一篇《五味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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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写到山西人是多么爱吃醋、无锡人是多么爱吃甜、而四川其实不是最能吃辣的省份;
辽宁人爱吃酸菜白肉,广东人会喝番薯糖水。广西人喜欢吃的酸笋,让他印象深刻……现在我们都知道,那就是螺蛳粉的臭味来源嘛!
 
《五味》里有名言:
一个人口味最好杂一点,耳音要好一点,能多听懂几种方言;
 
口味单调一点,耳音差一点,也不要紧,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
不知道汪曾祺会不会料到,他这篇几十年前文章里提过的这些关于食物的话题,在如今的中文互联网上,仍旧在被热烈地讨论着。
 
09
汪曾祺的存在即是一种证明,不论在怎样动荡的年代,还是会有这样美好的人,轻盈而体面地过生活。
 
不论是写食物,写杂文,写小说,汪曾祺的文字里总是有着强烈的生活情趣和人文关怀。
他说:黄油饼是甜的,混着的眼泪是咸的。就像人生,交织着各种复杂而美好的味道。
他说: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
 
他一生带着这样的信念。直到97年的5月,直到他要那杯碧绿!透亮!的龙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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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陀先生在《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》里写到:
汪曾祺就是这样一个人,在把现代汉语从毛文体解放出来这样重大历史转变中,做了一名先行者。
我深信汪曾祺不是一般的作家。这个和蔼平易的老头所应该得到的尊敬,会远远在许许多多今日正声名显赫的诸般人物之上。
汪曾祺也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:
 
人确实可以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里找到乐趣。
不论何种境遇,人都能有滋有味地过完一生。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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